摘要:這種丑惡的行徑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,本土學術界紛紛強烈呼吁,要求把國內的主要學術團體聯合起來,到各地考察搜集資料,發掘和整理古代文化遺產,以免再被外國人攫取。
20世紀初期,很多西方學者出于各種不同的目的,熱衷于來中國進行考察。尤其是中國的大西北,那里古老的絲綢之路、變幻莫測的自然風光、神秘的地域文化,都引起了他們極大的興趣。但同時,一些文化奸商、文化盜賊也混在“西方學者”的隊伍中。他們打著“學術調查”的幌子盜取中國的文物。著名的敦煌石窟藝術珍品就被英籍文物大盜斯坦因偷運出境。這種丑惡的行徑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,本土學術界紛紛強烈呼吁,要求把國內的主要學術團體聯合起來,到各地考察搜集資料,發掘和整理古代文化遺產,以免再被外國人攫取。

文物大盜斯坦因(左圖)和現存在大英博物館中的敦煌壁畫及三彩羅漢(右圖)
1927年,由“中國學術團體學會”發起,中央氣象臺、中央研究院、地質調查所、古物陳列所、北京大學等單位參與的“西北科學考察團”在民國政府的批準下宣告成立,并計劃于當年2月前往中國西北數省進行人類、考古、地質等多學科的考察。由于中國當時在科學調研方面較為落后,該考察團里還有數名外國學者參與。瑞典考古學家斯文•赫定博士任外方團長,北大教授徐炳昶任中方團長,劉半農等眾多知名學者也都參與其中。

斯文•赫定博士(中間)和中方團長徐炳昶(右側)
1927年,西北科學考察團正式成立,左圖為考察團奔赴西北;右圖為考察團外籍團長斯文•赫定博士(中間)和中方團長徐炳昶(右側)。
當時的中國國內外環境一片混沌,國弱民窮。政府無力也不愿將用于打仗的“有限資金”投入到科學事業上,以致考察團經費拮據。在成立短短兩年之后,科考工作就陷入了困境。于是,考察團不得不暫緩科研,轉而開始尋求資金贊助,可多方嘗試卻始終沒有解決錢的問題。這時,斯文•赫定提醒徐炳昶,不妨請求郵政總局幫忙發行有關“西北科學考察團”的紀念郵票,可以將郵票銷售的部分收入用來作為考察資金。徐炳昶聽后,連聲稱贊此舉“一箭雙雕”,即宣傳了這次科考活動,同時又解決了經費的來路。
徐炳昶立即將這一提議向政府主管部門上報,并得到了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的大力支持。同年3月,蔡元培致函郵政總局,建議發行“西北科學考察團”紀念郵票,欲“以此引起國民對于學術探索的興趣,并顯示政府提倡之意。”但當時,不光是科考團經費緊張,誰曾想郵政總局那邊也不寬裕,因此提出了兩個條件:其一,郵票制版所需費用必須由科考團自行承擔;其二,郵政總局擔心郵票銷售不暢,怕做賠本生意,因此要求郵票發行后,科考團必需先自行按照郵票面值購買5000套!
這下可讓科考團的成員們犯了難,本來是想以此來籌錢的,可經費還沒籌集到,反倒先要花出一筆巨資,于是科考團派出劉半農作為代表與郵政總局交涉。但劉半農畢竟是學者出身,“討價還價”可不是他的長項。郵政總局明確表態:“不同意,就不印郵票!”無奈之下,科考團不得不答應了對方的“霸王條款”。
最終,“西北科學考察團”紀念郵票總共印制了25000套,是同期郵票中印量最少的,僅相當于孫中山國葬郵票發行量的百分之一。且由于其中5000套賣給了西北科考團,另外還預留了一部分作為庫存、一部分送給萬國郵聯,真正被送到各地郵局,面向公眾出售的郵票僅有區區1500套。可能是“物以稀為貴”的緣故,這套郵票由于市面上的數量太少,竟一下子成為了當時的緊俏郵票,尤其吸引了集郵家、外國駐華大使和中華文化研究人士等高端人群的極大興趣,市場價格猛漲。之前,科考團因為迫不得已而夠買5000套郵票,卻在這時一不小心獨家壟斷了這一郵票品種。團長徐炳昶瞅準時機,在集郵市場該出手時就出手,最后以高于買價25倍的價格將5000套郵票一售而空,順利的籌集到大筆資金,解了燃眉之急!

上圖為全套四枚的“西北科學考察團”紀念郵票四方連。此套郵票的發行既宣傳了西北科考工作,也為考察團籌集了經費。這套郵票在設計上采用了元代名畫《平沙卓歇圖》作為主圖,描繪了古代西北少數民族游牧狩獵的生活場景。這也是中國古代名畫第一次作為主圖呈現在郵票之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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