來源《人民公安》

　　郵票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郵政部門發行的郵資繳費憑證，它是一種特殊的有價票證，被世界郵界稱為“國家名片”。伴隨著英國的第一枚“黑便士”郵票問世，“克隆”珍稀郵票便成為一個世紀以來讓世界郵壇頗感頭疼的問題。然而，由于受條件的限制，過去的假郵票大多采取手工方法制作出來的，這其中雖然不乏以假亂真的上乘之作，但由于制作工藝落后、周期太長，加之收藏價錢昂貴，因而對郵市的沖擊有限。

　　1999年3月17日，面對堆滿半間屋、市值高達一億六千萬元的假郵票(品)，中國郵票博物館兩位資深的郵票鑒定專家手執專用放大鏡，一一對照郵票暗記后，不禁拍案驚呼：“做得太像了!假如這些假郵票流失出去，不知會給中國郵市帶來多大的沖擊!”

　　從“郵市老大”到“西南郵商第一人”

　　肖建軍這個名字，自80年代起便被全國、甚至美國、日本、泰國以及香港、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眾多集郵愛好者所熟知。他曾擁有過很多珍貴的郵票，也曾經將不少郵票出讓、交換給別的集郵愛好者，因而被稱為重慶的“郵市老大”。

　　集郵是肖建軍從小的愛好。他家里面雖然沒一個人懂郵票的，當時也沒有“炒郵”一說，但一點也不妨礙他對郵票的癡迷。隨著年齡的增長，他對郵票的興趣就不僅局限于上邊鮮艷的色彩和漂亮的圖案了。如果說80年以前只是肖建軍為成為真正的集郵行家在做準備的話，那么，從80年以后則是他正式步入郵市、施展自己渾身解數、實現其宏偉抱負的開始。80年代初，嚴格意義上的郵市從這個時候開始，他把多余的郵票高出票面價值賣出，從中賺了一把。于是，他在積攢郵票時，便把眼光盯在了那些珍貴的郵票上。

　　由于肖建軍在郵市闖蕩多年，認識和結交了國內外眾多的集郵愛好者。在與這些集郵愛好者聯系頻繁的80年代后期，他每個月平均都要收到三四百封來信。憑著這張聯系“網”和闖蕩多年郵市練就的眼光，他嗅到了不少珍郵的線索。

　　1986年，31歲的肖建軍從一名集郵愛好者不經意的言談中獲悉，貴州遵義有一位老收藏家在搞個人郵展，展完后便要出售這批郵票。待這位集郵愛好者寫信去遵義詢問有關郵票的情況時，肖建軍已獨自踏上去遵義的火車。

　　當遵義這位老收藏家亮出自己積攢了多年的郵票時，肖建軍一眼便發現其中的一枚“紅印花”郵票。這枚郵票是由英國郵務處印制、在清朝年間發行的，在老者那眾多的清朝郵票中格外搶眼。他翻看了帶去的香港、日本和中國的郵票目錄后，便爽快地花8000元購得“紅印花”，另花2000元錢買下了老人手里其它所有的清朝郵票。回渝后，本地的集郵愛好者聽說他有很多清朝的珍貴郵票，都跑來跟他要。肖建軍根據郵票的成色、圖案等一枚枚地往外零售，僅花2000元買來的清朝郵票，經他的手出去，價格翻了幾番。而那枚珍貴的“紅印花”郵票，在他欲擒故縱的誘惑下，將眾人的胃口大大地吊了起來，最終以兩萬元的價格出手。

　　在郵市里混久了，自然也會有一些心得體會，肖建軍把這些心得體會寫成文字，寄給他長期訂閱的香港集郵雜志。有的文章發表后，還受到編輯和集郵愛好者的好評。這種投稿盡管沒有稿費，但每次投稿被采用后可以享受一次50個字的免費征郵友廣告。這樣，幾次征郵友廣告下來，不僅使他國內的郵友猛增，而且還結交了國外和港、澳、臺的集郵愛好者。漸漸地，他與國外以及上述這些地區的集郵者有了交往，他寄去對方想要、而他手里又有的中國郵票;港、澳、臺地區的集郵者則寄回一些當地的珍貴郵票;國外的集郵者按郵票的價值寄來現鈔。就這樣，肖建軍漸漸成為“西南郵商第一人”。

　　從“郵友”到“牢友”

　　肖建軍也有被人騙的時候。他曾與一名臺灣的集郵者有過聯系，并連續三次寄去了共計20多枚對方想要的郵票，想跟對方交換部分臺灣的郵票。不料郵票寄去后卻石沉大海。肖建軍連寫兩封信去催問，可對方回信稱沒有收到過一枚郵票。還有一次，一名美國的集郵者想買他手里的中國郵票，而且開出了優厚的條件，按兩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進行買賣。肖建軍試著寄了幾枚過去，對方如數給他寄來了美元。拿著花花綠綠的鈔票，肖建軍是興奮不已。第一次成功讓肖建軍有些得意忘形，當他第二次寄去更多的珍貴郵票，希望換回更多的美元時，但他發財的美夢卻在幾個月苦苦等待中一點點地化為泡影，他從此沒再敢往美國寄郵票，因而也就沒有再見到過美元。

　　在肖建軍所交的“郵友”中，鄒勝強是一個不能不提的人，他倆先是“郵友”，之后是狐朋狗友，到最后成為關在一個看守所內的牢友。

　　鄒勝強是重慶某大學機械系82級的畢業生，他在讀書期間便開始集郵。畢業后鄒被分配到四川自貢起重機廠工作，在頻繁的集郵交往中，鄒認識了肖建軍。1988年，鄒勝強從自貢起重機廠調到重慶第二起重機廠工作，與肖建軍關系更加密切。看到肖建軍整天在郵市里自由自在地穿梭來往，鄒勝強也不由心動，并于1992年辭職，也做起“職業”的郵票販子。由于是較高文化素質墊底，鄒勝強集郵的業績也突飛猛進，尤其是與肖建軍這個“郵老大”的幫助和提攜，鄒勝強很快也成為重慶郵市上響當當的人物，日進千金也便成為家常便飯。

　　有錢后的鄒勝強一是好賭，二是好色。打麻將、詐“金花”樣樣都來，且下注金額也越來越大，一次輸贏上萬元錢是常有的事。手里先前可以驕傲的那點資本也便一點點失掉，到最后被抓獲時，他手里已沒有多少值錢的真郵票(品)了。

　　從珍郵(品)減少到大肆制販假郵票

　　肖建軍手里珍貴的郵票是賣一枚少一枚，而用錢的地方似乎是越來越多，他由此萌生出造假郵品的念頭。1996年，他通過鄰居認識了渝中區李子壩一家印務公司的老板唐某和彭某，以印旅游紀念章的名義，在這家印務公司里兩次印制仿國外郵票圖案而沒有郵票面值的“花紙頭”郵品，共計9種，各2000版(每版28枚)而后他將這些東西帶到廣東等地，以每版1元的價格，銷給了那些剛開始集郵的人。這是肖建軍第一次從販假郵中嘗到甜頭。

　　1997年10月，全國郵展在重慶南岸區的會展中心舉行，全國各地的集郵專家和集郵愛好者云集山城重慶，參加這次集郵界的盛會。作為有多年集郵經歷的肖建軍，自然不會放過這種大開眼界、增長知識的難得機會。郵展上展出的許多珍貴郵票令肖建軍嘆為觀止，可眼“毒”的他也從中發現了不少的贗品。這對他無疑是一種刺激，堂堂的國家郵展也有這么多假郵票堂而皇之地擺在那里展覽，而且居然沒有被人發現。“別人都搞得，我為啥搞不得?說不定我比他們搞得還不易被人發現!”肖建軍心里暗自嘀咕著。

　　肖建軍立即將這一想法告訴了鄒勝強，正愁錢愁得發慌的鄒勝強自然是如撥云見日。不過，做假郵票是個技術活，弄出來要有人掏錢買，起碼能騙過集郵者的眼睛才行。能不能做得以假亂真，鄒勝強心里可沒底。肖建軍輕松地說：“你放心，我們要做就做解放初期的郵票，這些票一般的集郵者手中都沒有，他們又沒這方面的知識，真品存世量也不多，集郵的人缺乏對照鑒別的樣品，弄出來肯定好賣。還有，這個時期的郵票大多采用單色印刷，后邊又沒有背膠，因而，市內一般的印刷廠都能印制……”

　　經肖建軍點撥，鄒勝強頓時眉開眼笑，同時對肖也更加佩服。于是，二人經過商議，決定由肖建軍負責假郵票的負責制，并負責質量問題，鄒勝強則主要負責提供仿制郵票的樣本和假郵票的銷售。

　　目標明確后，肖建軍又找到李子壩這家印務公司，將制版、曬版、印刷等全交給了該公司。為做到暗記和細微變化盡可能與原票接近，肖將原票膠片放大，對照原票進行修改后，再縮回到正常大小的圖片。為遮人耳目，在剛開始印刷時，每版假郵票的旁邊還印一些紀念圖章的畫面，到后來隨著制假速度的加快，肖建軍便干脆取消了這道環節。大量假郵票的半成品印出來后肖建軍帶回家中，然后用原始的方法對非常新的“郵票”進行處理，其中一個重要的工序便是變新為舊。為了使這些假郵票在外觀上與解放初期的郵票相似，肖建軍將假郵票用茶水一張張浸泡，然后用瓷磚將假郵票上邊的水吸干。至于茶水的濃度、浸泡的時間則完全是憑經驗，茶水過濃或過淡、時間過長或過短，都難以達到舊郵票的那種感覺。

　　一張舊郵票制好后，還要打齒孔。開始時，肖建軍便將針尖磨平，然后比著真郵票的齒孔一個個地扎。盡管扎的時候特別小心，但扎歪扎壞郵票的事仍時有發生，以致最終不得不作報廢處理。為提高效率和成功率，他跑了很多地方，以致最終買到一架高級打孔機。這樣，不僅大大提高了功效，也減少了損失。

　　做假自然不敢大張旗鼓，有時即使印刷質量達不到標準或收費太高，肖建軍也只得默認了，可他又心有不甘。經他一番思考，他覺得這是沒有引入競爭機制的緣故，如果將原先一家印刷廠承包的制版、曬版、印刷等一分為三，哪一段達到質量要求了，就支付哪一段的錢，不就可降低成本、提高印刷質量了嗎?于是，從1998年開始，他以180一張膠片(4開)的價格將制版交給了南岸區一家印務公司，曬版則由江北區一家印務公司承擔，而印刷則仍是李子壩這家印務公司。

　　假郵票制作出來后，鄒勝強便將其中一部分拿到郵市上去銷贓，而另一部分則通過鄒本人辦的集郵刊物《郵浪》和肖辦的《郵誼》登出廣告。集郵者看了廣告后，寫信或直接寄錢來求購。直至肖、鄒兩人被抓獲，他倆也搞不清楚到底通過這種形式賣了多少假郵票出去，獲得了多少非法收益。由于少有直接報案，警方也無從查證肖、鄒二人從制售假郵票(品)中獲利的情況。不過，在近一兩年內不少的集郵報刊上，不斷登載有集郵愛好者這樣的忠告和提醒：重慶的肖建軍和鄒勝強出售或交換的郵票全是假的，切勿上當!因而，近半年來要求他倆退錢的信函也如雪片般飛來。這本是他倆懸崖勒馬、改邪歸正的最后機會，可惜他們已被金錢欲刺激得昏了頭，以致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。

　　3萬多元的假郵票牽出“全國假郵票第一案”

　　1998年2月，集郵愛好者樊某在重慶九龍坡區楊家坪一郵商謝某處購得9盒《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》小型張及兩名原封《華人成就博覽會》郵資紀念明信片，郵值票面共計3萬余元。因為手里缺錢，樊某于1999年2月將這些郵品拿到郵市上去變現，不料買家拆開原封后，發現里邊全是拙劣的假貨。樊某遂要求謝某退錢，自知理虧的謝某當即退了樊某2萬多元，并答應剩余的1萬多元錢過幾天歸還。哪知幾天后樊某再見到謝時，謝便一直推脫，到后來干脆就見不到謝的蹤影了。無奈之下，樊于2月16日來到重慶郵政局保衛處報案。

　　案件迅速報到重慶市公安局經濟保衛偵查處，民警們趕到郵政局保衛處了解情況后，認為案情重大，并立即與郵政局保衛處一道組成聯合專案組，著手調查工作。當天下午，專案組民警在楊家坪地區找到郵商謝某。謝某供認這些郵品是幫鄒勝強代銷的。傍晚，民警們將在附近一茶館內賭博的鄒勝強抓獲，并連夜進行審查。經過幾個小時的較量，鄒交代這些假郵票全是肖建軍制作的。

　　17日凌晨，當專案組民警來到位于渝中區黃花園肖建軍的家時，似乎早有預感的他并未顯出特別的驚慌，倒是民警們看到屋內柜子里、箱子里、床底下、抽屜內到處都塞滿了假郵票后吃驚不小，他們花了3個多小時，從肖家搜出大量涉案物品：假郵戳82枚、地名戳427枚、加費戳84枚、假郵票膠片2635張及大量成品和半成品假郵票，還有一些制假用的樣票(真品)、切割機、頁碼機、打孔機等。隨后，民警們又從鄒勝強家中搜出8枚《全國山河一片紅》和8枚《毛主席給日本工人題詞》以及老紀特、花紙頭等假郵品。

　　這些涉案物品用郵政局目前最大的1號郵袋裝了滿滿9袋，其中票品8袋、作案工具1袋。民警將9袋涉案物品往秤上一稱，足有半噸多重。

　　肖建軍到底制作了多少假郵票，他自己也說不清楚。于是，民警拿著郵票目錄，讓肖建軍在上邊作記號，民警再進行核對。為了清理這些郵品，專案組專門成立了一個7人的清票小組，對照集郵書一樣一樣地登記，整整花了一星期的時間才登記完畢，光制作的假郵票品種就多達2118種，抄下的清單也有189種，據肖建軍交代，一些膠片和假郵票已被其銷毀。

　　此案的告破，無疑是我國郵品打假案的一個巨大勝利，此舉有力地維護了集郵愛好者的合法權益。國家郵政局在獲悉重慶偵破數量如此之多的假郵票案的消息后，局長劉立清立即批示，要求國家郵票博物館派專家全力配合開展工作，國家郵政局票品處有關領導還專門打來電話，祝賀該案的成功偵破。

　　據中國郵票博物館的郵票鑒定專家介紹，制販假郵票雖說不是什么新鮮事，全國每年也要偵破一批制販假郵票的案件，但像這起郵票市值上億元的案子他們還是第一次遇到。不僅如此，假郵票品種數量之多、仿制之逼真，在國內也十分罕見。兩位資深的郵票鑒定專家面對一些制作精良的假郵票，也不敢僅憑肉眼查看或用手觸摸就貿然下結論，因而，他們不得不將其帶回北京，借助先進的儀器對假郵票的紙質、油墨等進行檢驗和分析，而后才作出了全是贗品的科學結論。

　　據不完全統計，自1998年3月至1999年2月，肖建軍僅在李子壩這家印務公司就印制了普1《天安門圖》4種面值郵票9.6萬枚、普3《天安門圖》5種面值5.76萬枚、普4《天安門》6種面值4.8萬枚、普6《不同圖案》5種面值4萬枚、普8《工農兵》7種面值5.6萬枚、普10《花卉圖》3種面值2.4萬枚、紀1《政協》4種面值5.6萬枚、紀3《世紀工聯》3種面值7.5萬枚等，共計1.256億枚，按1997年出版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目錄》上的郵票指導價計算，這批郵票市值高達創紀錄的1.64億元人民幣。在堆了郵政局保衛處半間會議室的假郵票(品)中，有假的《全國山河一片紅》和《毛主席給日本工人題詞》等“文革”珍郵。一名民警隨手抓起一捆版票，竟也是珍貴的普8甲《冶金工人圖》，每枚市價就是1800多元，如果是真品的話，這一捆版標票價值就在千萬以上。

　　1999年3月24日，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批準，肖建軍、鄒勝強因涉嫌偽造、倒賣偽造的有價票證罪被依法執行逮捕。